大学时期向父母说要修读新闻系时，他俩的反应是“女人做记者不好，整天往外跑，很危险！”为了让他们安心，我唯有说，“我先读读看，毕业后也未必会做记者，可能是在电视台里报新闻。”
毕业后，我如愿当上了记者，当时的底薪只有850令吉，父母获悉后偶尔会对我碎碎念，不忘提醒我说，“你不是要去报新闻的吗？薪水可能比较高。”
“我还没有经验，过后薪水就会比较高了。”其实我内心对将来的薪水并无概念，这么说是避免父母阻止我继续当记者。
庆幸的是，当时的物价不高，其中还能以3令吉买到一顿经济饭，加上不用供车和供屋，所以微薄的薪水不仅能维持生活，还能挪出一部分给父母家用。
在许多人眼中，记者并非如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般专业，薪水又低，所以无法拥有光明的前景。但试想想，如果没有记者站在前线采集资料及传播资讯，那社会要如何运作呢？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媒体的报导让人民了解疫情的严重性、政府的疫苗注射政策等，若人民对抗疫政策没有头绪，那将削弱抗疫效果，甚至造成疫情失控。
记者也在扮演“看门口”的角色，就是监督政府，确保政府机构正常运作，避免因滥权、舞弊、贪污等行为而典当公众利益。
既然薪水不高，又不受人尊重，那为何还有人愿意当记者呢？我想，很多记者是靠理想支撑自己走下去的。他们相信媒体能为社会的不公发声、推动国家的民主进程，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
可悲的是，一些媒体机构并不珍惜记者的付出，不仅无法提供好的待遇，甚至削减记者的福利。
马新社电视华语新闻前主播叶诗妮在离职后，就在面子书撰文控诉马新社削减薪金、填补员工空缺缓慢以及企图降低新闻素质，结果引起轩然大波。马新社首席执行员罗斯兰就表示将对她采取法律行动，尔后又改口称采取法律行动是“最后一步”。
这反映媒体高层在面对记者的控诉时，不是第一时间反省内部问题，或尝试以沟通方式解决问题，反而是想以法律行动对付记者，这不是与媒体所倡导的言论自由背道而驰吗？
记者行业原本就无法让人大富大贵，但若加上媒体机构的剥削行为，那要如何吸引年轻人加入呢？长久下去，新闻业将停滞不前，反之被农场内容主导舆论，这可不是我们乐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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