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坐在一起吃火锅的，都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坐在你旁边。”这一段话，是电影摆渡人的台词。我一直记得，因为我好喜欢吃火锅。
印象中，第一次吃火锅，我大约十来岁吧。那时候小镇上开了一家火锅餐厅，和镭射影碟卡拉OK盛行的同时期。那晚叔叔来我家唱歌后，提议吃火锅宵夜。那是一家卖火锅的炒煮中餐厅，如果不想吃火锅，还可以点招牌炒粿条或柠檬鸡。
无瓦遮顶的马路边，搭着好几张桌子，我们两家人挤在一张大红布盖着的加大圆桌，绿色煤气桶就在我身后，火炉烧得滋滋声。两个女人忙碌滚啊滚，两个男人在桌上聊啊聊，几个小孩忙着吃啊吃。我喝着加了冰块的可乐，嘴里塞满那些平日里都吃不到的加工食品。味精的鲜味，仿佛现在想想还残留在嘴里。
大专的时候，一时盛行“吃到饱火锅”。最靠近宿舍的那家约三公里外，名字和火锅一点关系也没有，叫“电话饭店”。在精打细算的年代，我餐餐都吃经济饭；每拿一样菜，还得在心里盘算着多少钱。一个学生妹储够三顿经济饭的钱，可以任吃，是很奢华丰富的一顿。我记得我是从宿舍走路去的，大伙儿说好，走去的话可以吃得多一些。那晚吃了好多好多切得很薄的猪肉片，还和朋友们拼吃雪糕比赛。吃完的碟子和雪糕杯叠得高高的，好像那时候的人生，不知何谓高处不胜寒，不畏摇摇欲坠随时崩塌，只希望越叠越高，想看到很高很远的风景。
近几年，和我吃得最多火锅的是她。那年在北京，走完长城大塞车后约午夜才回到城中，司机推荐的就是火锅。我学会了红锅必须得有毛肚和鸭血，入口便火辣辣的, 直烫舌头; 再来一口,便是香嫩无比。接下来几天，夜夜火锅。
近来住家附近开了好几家连锁火锅店，都经营到半夜。每一次想她，就问她吃不吃火锅。她总是爽快答应，每邀必赴。我们总是点个鸳鸯锅，鲜红的热辣像她，浓汤的乳白像我。我喜欢看她独自吃光一整份臭豆腐、看她嘲笑我怕胖什么都不敢吃。我记得她爱吃毛肚，宽粉一定要点。她也总是记得给我点份蔬菜，就算我说我不吃，还是每一样涮一涮往我碗里夹。很多次，我们就那样在烟雾缭绕中聊天，她的啤酒杯敲我的花茶杯，说着那些生活中啰哩吧嗦的细碎，到深夜。
疫情蔓延，一起吃火锅这件事变得遥不可及。希望疫情过后，套张嘉佳的那句：“往前奔跑，山顶有火锅等你开席，你一到就加双筷子。河边有烟花正要升起，你一到就点燃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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