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马，下半年雨季特别多，再加上土地不断开发，影响环境生态，造成洪水灾害。在古代自古多灾，不仅设置有专门的“水官”，如“司空”、“都水监”、“水部郎中”、“河道总督”等，而且对抗洪救灾不力、隐瞒灾情的行为，都有相应的惩处和问责办法，北宋初年甚至有官员因未及时上报灾情而被处死和免职……
古代虽然也有元旦，但日期却不固定。颛顼开始农历纪年，以正月为元，初一为旦。但此后的夏、商、周、秦、汉的元旦日期也并不一致。据《史记》记载，“元旦”在夏代是正月初一，在商代是十二汛情，是汛期洪水自始涨到回落期间的情况统计，向上级反映汛情，古人称为“汛情奏报”，也称“报汛”，至迟在先秦时，已形成了“报汛制度”。
《秦律十八种·田律》记载秦国的规定：在庄稼生长期下雨，要及时报告降雨量，即所谓“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此后，历朝历代都有相应的报汛制度。有的朝代要求地方政府从立春便开始报汛。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水患多发时期之一，朝廷规定，在整个汛期，地方主政官员、主管官员必须坚守岗位，随时报汛。黄河、汴河等河流两岸的府州长官，须兼任本地的“河堤使”，责任到人，对水位涨落随时上报。
古代官府还设置有报汛驿站，报汛又叫“水报”，与战时的“兵报”一样重要。根据汛情的发展情况，古人会采取“羊报”、“马报”、“狗报”、“步报”等多种报警手段。所谓“羊报”，最初是黄河遇险时报汛之法，报警差役带着水签，乘充气羊皮筏，从上游而下，将观测到的水位刻在标签上，陆续投掷报汛;“马报”则是乘快马报汛，明清时称为“六百里飞马”;“狗报”是由训练有素的狗来代替人传递汛情;“步报”则是人工步行传递汛情。
出现汛情，除了奏报上级和朝廷，还要及时告知灾区民众，在没有现代通信设施的古代，有哪些可行的手段？明朝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总结出的一套方法是：如果出现险情，要立即悬旗、挂灯、敲锣，发出紧急抢救信号，提醒抢修，安排群众转移。
惩严瞒报灾情官员
为充分、全面地掌握灾情，朝廷还设置有专门的“水官”，如“司空”、“都水监”、“水部郎中”、“河道总督”等都是古代专职防洪官员。朝廷在强调及时上报汛情的同时，还要求专职水官和地方官员及时奏报灾情，并形成一套相应的灾情奏报制度。
现在史书上记载的许多珍贵的水灾资料，都是当年官员奏报留下的。《汉书·五行志上》便记载有多次大水灾：公元前185年夏季，汉中、南郡发大水，淹了4000多家；公元前184年秋，河南大水，伊水、洛水淹没了1,600余家，同年汝水泛滥，淹了800多家。
灾情奏报，历朝都有严格要求。如宋《农田水利约束》、金《河防令》中，都有奏报办法。但由于灾情影响考核，往往与地方官员的政绩和作为挂钩，谎报灾情、瞒报死亡人数、虚报受灾范围的情况在古代不时会发生，有的时期甚至非常严重，以至于影响救灾进度和效果。
那么，如果违反奏报制度，当报不报，不及时报、瞒报、谎报等，结果会如何？洪水无情，人命关天，朝廷一般会选择从重处罚。
可以说，在历朝抗洪救灾工作中，都有官员因为不作为，或擅自动用抗洪物资而丢官丢命的。中国抗洪史上治水英雄大禹的父亲鲧，便因擅自动用抗洪物资“息壤”而被处死。“息壤”是一种可以自我生长的所谓神土，能堵塞洪水，就是今天的沙袋一类物资，但因为没有帝王下令，便动用息壤去堵塞洪水，结果丢了命。这在当时就是死罪，可见古人对抗洪工作的重视。
大水患后救助
由上述可见，古代官府对抗洪救灾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不容许不作为、乱作为。除积极防灾外，在灾后，官府还要积极安抚灾民、做好善后工作。具体做法一般来说是开仓赈灾，减免租税，帮助灾民重建家园。但在事实上，古代的抗洪救灾工作很多时候并不到位。
明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二》中，有一则水灾记录，记录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山洪暴发的惨状。当时，建溪水位涨了一丈多高，虽然关起城门，但洪水很快漫过城墙，淹死了数万人。后来，福州也被淹了。当时是“白浪连天，建溪浮尸体，蔽江而下”，可见灾情之重之惨。但令谢肇淛气愤的是，不仅官府没能积极救灾，当地的富人还借水灾发财。
清诸畮香《明斋小识》中也记录了这么一则水灾故事：有一年，大雨将农田都淹了，灾民遂一起来到县衙，希望县令能把灾情上报，争取赈济。结果县令不作为，竟对灾民说：“雨今开霁，未见有水，何必乃尔？”（白话大意为，如今已放晴，并没有看到有淹水的情况，何必要上报灾情呢？）
灾民听了非常气愤，要求县令去实地查验，大家用轿子将县令抬到城东门外，四周全是洪水，望不到边。接着，灾民又将县令抬到数里外，然后将轿子丢下，全都走了。一直到傍晚，县衙差役撑着竹排来，县令才得救。这则故事，诸畮香是当笑话来写的，但反映出了古代灾民对地方官员不作为的失望和强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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