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华人向来讲究“孝顺”，但面对老人长年累月生病在床，吃喝拉撒都需要照顾时，多少儿女会磨掉耐心，从开始的一脸孝顺，到最后的一脸嫌弃。
日本高龄者临终医疗学会医师宫本显二、宫本礼子夫妇写过一本书《不在病床上说再见》，其中写到他们看过瑞典、澳洲、奥地利、荷兰、西班牙和美国6个欧美国家的高龄者临终期医疗现场，在这些欧美国家之中，只有20% 的人在医院过世，基本没有长卧在床的老人，而亚洲却刚好相反。
为什么欧美少有长年卧床的老人?
其原因在于，在欧美人的普遍认知里，“活的时候尽情享受、死的时候干脆爽快”！
欧美人普遍认为，高龄者到了一定年龄后“寿终正寝”，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通过打抗生素，服药、手术、人工补充营养等方式为高龄者延命，也就是干涉他人的自然发展，反而被视为一种侵害人权与伦理的行为，更会被认为是在虐待老人。
根据《不在病床上说再见》的记载，当欧美高龄老人无法进食时，医生和家人一般都不会要求给予患者插胃管或打点滴，就算发生了感染引起肺炎，也不会给患者乱用打抗生素，一般是仅依靠内服的药物。当然，这样也就不会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遭受折磨。
在欧美人的普遍认知中，给一个快要临终的老人进行插胃管、大型手术、呼吸机等一系列的抢救措施，实在很难让人感受到他们身为人类应有的尊严。
简单的说，大多数的欧美国家患者在进入意识不明的长卧状态前，就自然地寿终正寝了，这样不会制造出长期卧床的高龄患者。
因此，了解完欧美国家的情况后，宫本显二、宫本礼子夫妇都已留下书面文件，清楚表达他们在临终期时，均不愿接受胃造口等各种“受到折磨”的延命医疗，不仅如此，他们也向子女们再三耳提面命，不可因一己的情感之私，让老人承受无效医疗之苦。
巴金：这样的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
相比欧美国家，中国人面对生老病死的执着程度，显然不那么豁达。比如著名作家巴金最后的6年时光都是在医院度过的，这6年里他以院为家，整天躺在床上，过上了有口难言的日子，默默承受着“语不能言”的悲哀。
因为气管切开和帕金森氏病的双重折磨，他无法自己进食，而是靠通过鼻子插入胃管进食。为了吸痰，插管长期插在鼻子里，嘴合不拢，下巴脱了臼，后来还做了气管切开，用呼吸机呼吸使呼吸道畅通。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但巨大的痛苦却使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被拒绝后他甚至还向家人发过火，说不尊重他。
巴金曾不止一次说过：“我是为你们而活”、“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
罗点点是中国开国大将军罗瑞卿的女儿。她曾做过12年医生，见识太多死亡，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罗点点更希望人们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去面对死亡——尊严死。“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减轻病人的痛苦。”
她期望人们在还清醒时就写下遗嘱，万一将来生命大限，没有恢复期望时，能够撤出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使自己自然地、有尊严地死亡。
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也非常支持罗点点的倡议。他回忆，父亲病重到了最后时间，已经基本没有知觉了，气管切开没法说话，全身都是插的管子，就是靠呼吸机输液强心针来维持。“只是在维持生命，他本人很痛苦，我们也很痛苦。”
“我当时就问了一句，能不能不抢救了？但医生问，你说了算吗？你们敢吗？”陈小鲁无言，这成了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死亡就像一面镜子
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中国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原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刘端祺透露，整个医院，他最不愿意去的就是ICU病房，尽管那里展示着最先进的设备，可是在那里他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
刘端祺坦言，有时候他会直接对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遭到病人家属的投诉。可过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这张病床就换上了新床单，人也离世了。
“死亡是一面镜子，反射出生命在它面前做的各种徒劳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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