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拿督谢诗坚
槟城发生了因为义兴（广府帮）与大伯公（建德堂）（福建帮）暴动，是历来最严重的暴动。
巧合的是，由马来人及印裔人组成的私会党也分成白旗会和红旗会，前者倾向义兴；后者倾向建德堂。
这场大暴动也将3万名华人和4千名马来人卷入其中，引致英方调动军警镇压。事后也成立调查庭，但并未公布暴乱原因，反而指出有关事件是由义兴、大伯公（建德堂）、白旗党和红旗党四方所挑起的。在调查中，政府发现义兴有2万5千至2万6千名党员，其中1万5千名住在威省。
大伯公党员则介于5千至6千名之间。当时槟威总人口近4万人（引自巴素博士著作）。报告书也指出起因于红白两旗的人马对先知诞辰的庆祝仪式起争执，在相互拉扯下，两大华社私会党又介入其中，终酿成严重的冲突。
为了防止事件重演，在1868年英殖民政府作出下列的建议：
1）所有社团应予登记；
2）禁止一切非法宣誓活动；
3）对有罪的头目实行罪疑；
4）头目与其会员须对赔偿负起责任；
5）若任何人使用武力或恐吓，须受重罚；
6）若任何人强迫他人入会，须受重罚；
7）禁止公众游行，藉以减少械斗机会。
原本政府是要对两党头目实施严厉处罚，或解递出境。后来又网开一面提早释放，案件也不了了之。可见殖民当局的用意只是要整治华人社会存在的大小社团组织及它们的活动，而非针对领袖。
为了更好地了解社团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分开两个阶段来演绎马来西亚社团组织的产生和变化。
空打“反清复明”旗号
在1869年之前（这一年，英国发表槟城十日大暴动报告书，成为社团的分水岭）。原本所有的组织和社团都是不必注册的。例如义兴、和成、海山及华生即使被认定为私会党，也不能被指为非法组织。
更有一项档案记录提及早期华团的组织绝大多数是以公司名义出现的，单在槟城就存在下列公司：义兴公司（1799年）、和胜公司（1810年）、海山公司（1823年）、存心公司（1820年）、建德堂（大伯公，1844年）、合和社（1860年）、全义社（1860年）、义福公司（1875年）。它们以地缘和方言群为组织脉络展开活动。
到了1881年，义兴、建德、和胜、存心、义福和海山六大秘密会社的党员人数约占当时华人人口的69%。若单指男性，则高达84.6%。这一年槟城的华人人口已有67,354人。
这些组织人数之多，已不能称为秘密会社。不过，专门研究华人社会及私会党的学者麦留芳则将之形容为“虚拟帮会”，因为党员不公开名册，大部分党员也未做过宣誓仪式，随时都可否认为党员。这些会党表面是“反清复明”，实则是完全没有政治功能。
姑且举一个例子：太平天国兴起于1851年而消失于1864年。它是一支庞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由客家人洪秀全率领，以打倒清廷为目的。但在斗争的过程中，有一些人远避海外，多数落脚在马来亚。其中计有叶亚来、郑景贵、郑大平、胡子春、姚德胜、张弼士、张煜南等人都在后来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富翁，证诸了这些在太平天国前后出走的华人都以赚钱为目的，哪有政治信念？
至于廿世纪后为何又那么多热血青年投向革命，那是因为在“五四运动”（1919年）后，年轻一代的醒觉，并不是他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信念。
从史料中获知，华人南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安葬死去的乡贤。于是第一个出现有组织的团体被称为“广东及汀州会馆”（一说成立于1795年）；而福建公冢组织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甚至更早出现。如马六甲的青云亭（1673年）早年就是一个祭祀场所。因此我们推论，不论是福建人或广东人，他们在海外落地生根后就先寻找好风水的场所，作为安葬先贤的坟场。
招兵买马抢夺地盘
当先人逝世后有了去处，下来出现的就是华人社团。最初的华人社团归为秘密会社，因为一来不必注册，二来也没有经过会员大会，就由上层订下规矩，同时也带有强制性的手段迫使南来的“新客”加入会党成为会员。美其名是给予保护，实则在必要时，驱动他们进行械斗，抢夺地盘。
在1825年时，槟榔屿总督富勒顿（Robert Fullerton）已接获报告私会党准备起事，主要是1800年英人拿下威省后，食言未增付年金，造成吉打苏丹准备抢夺回来；而英方却用军舰大炮守住威省，也利用私会党作掩护。双方在不开战下，鸣金收兵，威省割地之事在调整酬金下，总算解决。
其实从1800年起，槟榔屿土地面积已包括威省在内。
在那个时期，身为富勒顿助理的关打警督（R. Counter）（今日的关打贺街就是以他命名的）说，已查知有下列七个可能参与阻止吉打取回威省的组织，即：① 义兴（1799年），地盘在义兴街、② 华生（1813年），地盘在吊桥头（今日已易名为林翠龙路）、③ 海山（1823年），地盘在Ujong Pasir、④ 从清（1821年），地盘在社尾（Prangin Road）、⑤ 惠州（1824年），地盘在咸鱼埕（Fish Lane）、⑥ 仁和（1805年），地盘在大伯公街（King Street）、⑦ 和成（1795年），地盘也是在大伯公街、⑧ 后来被补充的是，大伯公（建德堂）（1844年），以福建人为主。
在1854年时，沃汉（J.D. Vaughan）在一篇报告《华人在槟城记事》（Note on the Chinese of Penang）中提及，在1854年时，槟城人口不过3万名，竟有2万4千人是私会党员，数目之庞大，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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