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妹在微信通知三伯病逝。
三伯年事已高，卧病在床数月，虽有心理准备，但心里还是难过。
我和三伯见面的次数，其实仅有四次。
第一次是在八十年代。父亲和其他兄弟一起出钱，让远在中国的三伯回国探亲。当时三伯只能入境新加坡，我们一家大小都到新加坡去和他见面。
从小我就看父亲很珍重三伯写来的家书，一封封叠好在一个巧克力的铁盒里。我喜欢收集邮票，但父亲不肯让我把邮票摘下，信封后方写着几个娟秀的字——“寄自中国·黑龙江·牡丹市”。我常翻阅家书，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读到三伯在信里写“冬天快来了，需要修补灶床，如果不能生火，冰天雪地，孩子们不能睡觉”。这黑龙江这地方怎么那么神奇？床底能生火？和我们睡的床不一样吗？我满满疑惑，幸得父亲耐心回答。
第一次见三伯就觉得他和蔼可亲，他知道我喜欢阅读和写作，鼓励我代替父亲给他写家书。在他从新加坡回去中国三个月后，我才拿出信纸给他写信。三伯很快就给我回信，让我很开心，可惜后来我再写过两封信就没坚持再写。
第二次见三伯是在九十年代，父亲再次申请三伯来吉隆坡探亲。当时我已结婚，初为人母，每天过得很忙碌，只和他三伯吃过一次饭，而他也忙着回家乡和其他亲人相聚。
第三次见三伯，是2014年，父亲再度申请三伯来探亲。由于三伯年纪大了，他的孩子不放心，就由大堂哥陪着他来。这一次我也因为忙碌，只安排到和他们吃过一、两次饭。
第四次见三伯是在2017年，我们见父亲想念他的哥哥，决定陪同他去中国探望。堂妹说黑龙江天气太寒冷，担心我父亲年纪大适应不了，建议我们到广州她家，她让她兄长把她父亲从黑龙江带到广州，我们在广州团聚。
我们在广州九天，安排两位老人家同睡一屋，还大力邀请三伯和我们同游桂林，一开始他以行动不方便拒绝，后来又不想错失与弟弟同游的机会，答应和我们一起去。在桂林的那几天，天气特别寒冷，我们常躲在咖啡馆喝咖啡取暖。三伯和我们聊很多陈年旧事，他说以前父亲曾常给他寄我们儿时的照片，他都收好在黑龙江的老房子抽屉里。
我们离开广州的那一天，三伯坚持送机，临别依依，在离境闸口父亲和三伯都红了眼睛，我挥手和三伯道别时，也忍不住哭了。
一声声“再见”还在思绪里回荡，却再也不能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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