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拿督谢诗坚
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是马来西亚政治的分水岭，因为它彻底的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而且也试图为未来的50年乃至100年的政治模式进行定型。
我们大家都知道，“五一三”事件的死伤人数并未令人胆战心惊（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有196人死亡，受伤人士有170人（枪伤）及被武器攻击而受伤者有259人，此外有37人失踪），但它所带来的后果则是一波又一波地冲击民间社会。比起马来西亚的成立过程更加触目心惊。
先说马来西亚的成立是怎么一回事？它与后来的“五一三”是相互关联的。
事缘我国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于1961年提出扩大马来亚版图，组成马来西亚联邦的概念。当时最热心和急快反应的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不但希望通过合并取得独立，而且也希望能加速新加坡的经济成长。但在另一方面，东姑却面对左翼政团的反对。这些左翼政党在林清祥的领导下，结合五邦社会主义党团组成反马来西亚阵线。
1962年，在英方先发制人下，对新加坡左翼领袖进行大逮捕，企图瘫痪反马来西亚的力量。旋后马来亚政府也在1963年大举逮捕左翼分子，尤其是劳工党党员。
1963年马来西亚在英国的强力推动下，于9月16日宣告成立。除了激起左翼政团抗议外，也引发印尼和菲律宾与马来西亚断交。前者形容马来西亚是殖民地产物，因而提出了“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一场马印对抗也就拉开序幕了。后者则坚持沙巴是属于菲律宾早年苏禄王国所有。
除了马新左翼政党举行示威游行外（1963年至1965年的街头斗争成了一个时代的标记），东马的砂拉越也激起左翼分子进行武斗，走入森林。砂共的成立也就给马来西亚增添一道威胁。据称在当时的情况有些入山的党员是来自人民联合党的。
马印的对抗也造成两国的关系恶劣；更有来自在印尼受训的人员潜入西马进行活动。这意味着马来西亚、新加坡、砂拉越及汶莱的左翼政团已结合起来。在得到印尼总统苏卡诺的支持下，增强了反对的力量。未想新加坡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接着在1965年及1966年的印尼发生政变及反政变流血事件，整个形势急转直下。一方面是苏卡诺大权旁落，被印尼装甲车司令苏哈多击败而被迫退位。
另一方面，当苏哈多在1966年上台后，他就左右开弓，在国内大举杀害印共分子，有说50万人死于非命，包括不少华人也成了俎上肉。
在朝在野悲喜两重天
在仇华情绪的挑衅下，印尼爆发了反华和排华事件，导致数十万华人回到中国，印尼也在1967年宣布与中国断交。自此之后，印尼华人跌入了“黑洞”，所有的华校被关闭、所有的华文报刊及杂志全被禁止，只剩下一份《印度尼西亚》华文日报。整个市场不见中国书刊，也禁止华人学华文华语；更在一个时期规定华人要有印尼名字。
真没想到印尼的排华事件也在日后蔓延至马来西亚。在表面上是政府不允许左翼政团展示力量，进行大逮捕，实则是趁时局之乱让左翼分子对选举失去信心。终于在1968年时左翼政党宣布杯葛马来西亚大选，新加坡的社阵也同样杯葛选举。
就在左翼势力退出宪制斗争的时刻，另一股力量从中抬头，它们是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林苍祐的民政党及DR和SP辛尼华沙甘领导的人民进步党。后来再加上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暗度陈仓下，其领导人与马来西亚巫统势力相结合，也削弱了砂拉越的左翼阵营，其结局却给马来西亚带来永远的伤痛。
这是指马来西亚劳工党在杯葛大选下，被第三势力所取代，全面地参加1969年的马来西亚的大选（这一年，因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其人民行动党留下的政治空缺也就由另行注册的民主行动党（1966年）所取代）。
选举结果对巫统是十分震撼的，虽然没危及其执政地位，但不能在一时之间在霹雳和雪兰莪组成州政府，刺激了马来人的不安与不满。而在另一方面，华人对行动党和民政党及进步党的突破表示祝贺；两者不同的心情也在吉隆坡游行中表达出来。
由于情势失控，不幸发生了种族冲突事件。消息传开，举国震惊，政府也在同一天（5月13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时的内政部长敦依斯迈说民主已经死亡。在终止国会下，政府于5月16日又宣布成立一个具有实权的全国行动理事会（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由副首相兼任行动理事会主任，大权在握。不久之后，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出台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重申和强调了“马来人至上”的指导思想是不容被改变的，不但不能改变还要加强其理念。最为彰显“马来人至上”的思想是“新经济政策”的出炉。这个政策表面是要推行20年，即在1990年结束。不过在1990年后又出现一个新的指标，这是马哈迪在“马来人至上”的基础上提出的30年宏愿（定名为2020年宏愿）。
原地踏步种族主义治国
这也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继续推行，但用“2020宏愿”的名堂。既没有说结束新经济政策，也没有迹象显示政府要改弦易辙。恰恰相反，政府一手抓住新经济政策，赋予新名堂外，也让民间接受2020宏愿的愿景。
在马哈迪眼中，用了30年的时间是可以落实马来西亚达成先进国的水平，人民的年均收入达到15,000元美金。可惜来到2020年，我们的努力未见成果，马哈迪责怪阿都拉及纳吉接班不力，而实际上是马哈迪的避重就轻，没有决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只是在原地踏步。因此我们不必惊讶为何马哈迪的口中铸造“马来西亚民族”迟迟不能实现。
因为他一方面念念不忘“马来人至上”；另一方面在其字典里也没有所谓“马来西亚民族”的词汇。当人民在2020年不见宏愿落实时，就会想到马哈迪的30年承诺只是画饼充饥。正是马来人至上的观念不能被动摇，马哈迪在2018年再上台执政后，也不忘在2019年主持马来人尊严大会，其目的是要提醒和敦促马来人不能忘记这个早年定下的理念后来也因新经济政策出现了“土著与非土著”的字眼；“回教徒与非回教徒”的分界。这种切割就是要使种族间有一道逾越不得的鸿沟或分界线。
当今首相慕尤丁也是马来人至上的维护者，他的上位也符合马哈迪的基本要求。
这是为什么马哈迪宁可让慕尤丁上位也不让安华接班的理由。因为慕尤丁是以马来人认同为先，再来是马来西亚人的指导思想。在马哈迪看来是马来人优先，而不是马来西亚人优先。有趣的是，一向奉行“马来人至上”的马哈迪竟在今年2月份接受采访时首次提出反对种族主义治国，他说这会导致大量非马来人移民外国。严格来说，他是从功利主义看问题，不是表达他的观点的改变。
可是在选民看来；尤其是华人对巫统的领导作出否定后，如果华人还未能深入探讨马来人至上的理念，而力促作出改变，但“马来西亚人优先”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将不容易也不可能取代“马来人至上”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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