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直到60年代，新加坡政治团体是一个主要特征。而在30年代后期，新的政治与思想潮流已透过源远流长的新加坡民间组织深入下层社会。华人社会的自强运动在20世纪初期即已抬头，其所采用的组织形式不但十分有用，而且超越了传统的方言宗亲会社。华人创办夜校运动即为一个范例，如雨后春笋一般茁长的多元文化团体与工会组织，以至于他们操作的学习小组和抵制运动也有悠久的历史。对新加坡早期华人政治的研究比关于战后时期的研究更为深入，这是令人感到诧异的。但历史学者往往站在后来年代的遥远距离观察早期华人政治，很少能向前瞻望，把当时的几个历史主线与后期历史衔接起来。无所不在的文化自强运动是当时的主要运动。
1937年后，属于林清祥成长的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激化了新马华人政治，而抗日救国运动也使中国政局和南洋华人政治形成更加密切的联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伯教授这一精彩的分析是要点出新加坡在30年代或更早已成为中国通过上海传播政治文化思想的中心地，也为他的国际主义精神的阐述立下基石。但在60年代，林清祥等人并不赞同英国人的方式组成马来西亚以取得独立，也就与当权派产生对抗，更在后来被解读为公开的统战活动，与林清祥等人宣扬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并不对峙，更是可以共存共生的。
他在一篇论文中以“林清祥与新加坡的故事”为名，很有见地的提出他的上述观点和论述。他认为如果陷入学术话语的研究，林清祥的故事不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无法挤入学术殿堂的核心，顶多是个边缘化的悲剧人物。
爱国主义不同诠释
哈伯教授这样说：就李光耀而言，他的生平就是“新加坡的故事”。用爱国主义启发人民对国家的热爱，但在这个过程中，林清祥就无法挤进正统的历史地位。他不但公开从政的历史不长，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监牢和流放生涯中度过的。但因为思想意识的不同，用马克思主义来阐述林清祥的故事，似乎对不上口（在这方面，林清祥已严正驳斥他不是共党分子）。
当政治正确成为政治考量的时代，官方也进行驳斥和否定林清祥的普世教义的重要性，因为爱国主义是有局限和地域性，不等于普世主义。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矛盾的比较，首先是林清祥等左派人在当时是不相信走向独立是正确和唯一的选择。就连李光耀早期也坚信新加坡没有独立的条件。既然“无从独立”，也就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其生存的可能性。从左翼观点透视，尚没有必要深入研究新加坡独立的紧迫性，林清祥应该没有例外。
当时在左翼否定独立之时，也没有摆明未来的方向，而是认为先通过三邦自治再来论述独立条件。但这种不明确的方案被认为是过早下定论。林清祥之所以被认为是代表普世性的国际主义斗士，那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已分成左右派，一边是以苏共为首的左翼路线，另一边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容。双方对爱国主义有不同的诠释。双方对爱国主义的解读也就无法靠拢。李光耀主张带领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林清祥主张先由三邦先行自治，再来讨论合并。当这样的话语压倒了普世价值时，整个社会主义的“大同思想”就变得有些“遥不可及”了。
尊重政治价值观
其实林清祥作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被迫过早地走进了先人设计好的道路，只有左右两条路。当不幸卷入这一场路线之争时，人们所注意到的是当下人民利益的课题，而不是比较孰是孰非的问题，更不是理论比较。
在早期李光耀提出的“加入大马论”或“独立论”，并没有涉及人民可在两者间作一选择，而是怎样走都是一条血泪史。林清祥一直否认自己是共党分子，交由中共的李立三负责。这种表明共党社会也有等级之分的，自然不会小国或小党所认可。所以林清祥表明自己不是共党人物是真心地反映出对新加坡人负责任，而不是将莫斯科的一套搬进马来亚或新加坡。
因为这场不经意引发的斗争，竟然让我们在30年代已看到新加坡和上海之间存有一条纽带，可以相互碰撞，也可以相互调和。不幸的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南来的华人不是在种族政治之中占优势，而是在南来二百年后，还是胼手胝足地自行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华人南来的第一道关是夹在列强的中间，苏联斗美国求生存；华人南来的第二道关是在种族政治的夹缝中求生存，直到今天的第三道关是新加坡未来的路要怎样走？
这个国家被认为土地面积太小了，李光耀逝世前曾说如果马来西亚能够给予华裔和印度裔人民公平的教育机会，新加坡可能考虑重新加入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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