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拿督谢诗坚
转入20世纪，因为橡胶业的兴起，需要很多割胶女工，也就增加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在1921年，有参与经济活动的华人妇女共有63,757人，占华人劳动者的8.37%。
1931年，华人妇女就业人数增至85,637人，占华人劳动者9.1%，变化不大。1940-1947年，华人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有179,930人，比1931年增长一倍，占全部劳动力的18.3%。其中就业人数最多是橡胶业，在1931年有20,822人；但到了1947年上升至50,309人，占第一位。占第二位的是服务业，在1931年有24,759人，而在1947年妇女就业率又进一步提升。1931年，女性在商业、金融业的就业占5,346人，而在1947年增至12,987人。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20世纪初，中国和马来亚的政局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1919年北大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鼓励华人兴学办校，也鼓励华人将子女送进华校。
知识分子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华人心目中有用的人。“五四”给马来亚带来的改革风；尤其是华文教育的传播，更是遍地开花。
1920年，世界开始面对不景气，失业浪潮汹涌；特别在1928年掀起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危机，也对中国和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冲击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新加坡学者黄贤强也这样说：“从中国贩卖到槟城当娼妓的妇女都被转售到位于新街的妓院。这条街加上附近的横街，也是有来路的”。其实在1786年莱特占有槟城时，他除了在旧观仔角建立康华丽堡外，也在新街这个地区作为建城的起点。基本上是以槟榔律（Penang Road）为主，转左是新街，而后再转左就是日本横街（Cintra Street），再转入左就是日本新路（Kampung Malabar）。这就意味着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槟城时，也把新街一带当成花街柳巷。也是日军寻欢作乐的地方。
不论是清末明初或军阀各立门户的年代，乃至日军南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无法消除妓女业的存在和滋长。因为这个“古老”的行业从殖民地时代就被合法化。虽然到了1927年英殖民政府在新加坡取缔190家妓院；在1928年又自动关闭50家妓院；到了1929年12月，新加坡关闭最后一间妓院。
同样的，马来亚联邦也禁止妓院和卖淫。表面上看来，一度十分繁华的灯红酒绿的生活已不复存在，但却兴起“私娼”，禁令等于没禁。这个时期的妓女有多少人？已没有档案可查，因英殖民政府已当妓女业不存在了。
据吉隆坡保良局的报告，在1937年有收容50位少女，其中多人是妓女，患有性病，最年长者60岁，最小卖淫者只有7岁。即便官方有时也抓人做做样子，但成效有限，例如新加坡警署报告，在1935年有15名男性被捕，8人罪名成立；而有38名妇女被捕，其中37人罚款了事。初犯者罚5元，再犯者罚25元，形同儿戏。
禁公娼私娼猖獗
根据新加坡学者黄贤强的分析，槟城的妓院集中在槟城的新街（Campbell Street）。但Campbell Street为何不叫“干保街”，而被称为“新街”？
原来这是有典故的。“新街”若以福建话或广东话的读音就变成“新妓”了。换句话说，在1870-1899年，新街几乎是娼妓业的集中地。据许金强和邱福寿合著的《The Penang Po Leung Kuk》（保良局）一书中也这样形容：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期，槟城共有144间妓院（一楼一凤），共有1,201名妓女。在这些妓女群中，有913名华妇分别在64间的妓院操丑业。单单在槟城新街，就有46间妓院和796名妓女，其规模之大，几乎是人肉市场的大景观。因此新街被调侃为“新妓”（新来的妓女）也是有其因由的。
黄贤强说，新街及附近一带是红灯区，但妓院是有分等级的，类似中国上海和广州的妓院。在上海的一等妓院成为“书寓“或“长三书寓”，嫖客喝茶、陪酒及住宿另付费（各算3元）。这归为高级的妓女自然是上级的妓女。第二级的妓女则称为“幺二堂子”，客人喝茶陪酒要各付1元，而过夜是6元。第三级的妓院称为“咸肉庄”，因为妓女没有品味，犹如市场上的咸肉，价格便宜，但也提供一次过“打炮间”的服务。如果按照槟城新街的排名榜，新街的妓院名称就别具一格了，有翠香楼、合意楼、南昌楼、琼芳楼、群玉楼、燕凤楼、凤仪楼、桂香楼、妙香楼、平月楼、艳香楼及悦香楼等等。在合法底下，他们高挂招牌，也点灯装饰，让人有被诱惑的心猿意马的感觉。
保良局完成使命停收容
《槟城新报》也有刊载鸨母虐待妓女有五招，例如第一招焚兰摧挂、磨难百端、迫以非常之威而使之难受。第二招是使用正室虐妄妾手段；第三招是恶婆虐媳妇手段；第四招是后母虐前子手段和第五招是主妇虐婢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另一方面，英殖民政府在一边开放妓院，让赌博、饮酒、抽吸鸦片与召妓四合一后，政府也从抽税中获得丰厚的收入。英国人的这套表面是保护，实则是推人入黑洞的鬼招层出不穷，比比皆是。
虽然政府为保护少女而在1892年在中央医院设立“妇女保护所”，也为妓女医性病。但直到1928年，才在医院旁建成“保良局”（比吉隆坡保良局的成立还要早9年）。这个有政府支持，但要民众出资的保良局是要改造被送来的失足少女成为正当妇女而从良。尽管在1930年英政府已明禁妓院合法存在，但不公开或非法的妓院仍大行其道。
我在1967年时曾访问过保良局，那时保良局还有收容失足的少女，她们被教导做个规规矩矩的人，不要重操旧业，但也有少数人从保良局中潜逃。
当年，我被告知这个保良局就要关门大吉了，当他们在训练完最后一批的学员后，就停止招收新人。
这个四周被围起来的“保良局”如今已成为残疾人中心，位于贝明登路，但过去可以聆听到少女们的读书声再也听不到了。即使它曾“抢救”无数少女，但有更多的妇女也往火炕跳。这也揭开了华妇南来的辛酸泪。相比之下，槟城与新加坡的情况大同小异。但当日本蝗军践踏马新3年8个月的日子里（1942-1945），妇女受尽的凌辱更是一言难尽，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
无论如何，卖淫业总是不能被消灭，因为只要有市场需求，有人就公开做（生意），也有人暗中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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