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拿督谢诗坚
上期，我们提到华人大举南来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事，但来的绝大多数是男性劳工，女性严重短缺，造成十分不均衡的局面，很多男人都娶不到老婆。
虽然英人莱特（Francis Light）（1740-1794）于1786年正式占领槟榔屿，可是缺乏劳工。除了动脑筋将在印度服刑的犯人移来槟城当苦力外，也巧妙地招聘有手艺的劳工来马；尤其是深谙艺术和造房子的工匠。因此我们发现在早期的社团中有下列与艺术雕刻有关的行业被组织起来。例如，在1803年建立的庇能鲁班行；1832年建立的庇能打金行；1889年成立的鲁艺行。这也说明了最早被招来的打工者有一批是有艺术功底的劳动者，深受英人的欢迎。
在1794年时，逝世前的莱特致函给驻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的总督说：“华人成为我们居民中最宝贵的一环，有男女及儿童约3千人，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如木匠、石匠、金匠、店员、种植行业及商人等。他们都是有用的资产（人才），但他们也可以结党而以秘密的方式结合起来，以反对政府法令。这些人可以成为危险份子。他们之中有人拼命赚钱存款汇回家乡。若能力所及，便会回中国娶妻生子。此外，他们也很重视子女的教育，但他们也热衷于赌博，造成悲剧连连。”
莱特写信的用意是要唤起驻印度的总督重视槟城的重要性，可惜成效不大。
在莱特逝世后（1794年），他的继任者李特于1800年又拿下威省，成为槟榔屿的版图。
在这种情形下，华人逐渐形成一个自己的华社，有私会党组织，又与英方合作，担任甲必丹的角色（我们在较后陈述这两个二合为一的角色，这也与娼妓业的兴起息息相关）。
娼妓业独树一帜
因为顺着秩序，我们在这章专注于娼妓业的盛行，它是伴随着劳工移民的增长而发展成为一个特殊行业。例如在1871年，槟城男性华人有18,791人，女性5,120人，比例是80%对20%。而在1901年，男性华人有5万余名，女性2万余名，比例是72%对28%。
正因为有此需求，在1870年后，娼妓业独树一帜。这些有私会党组织的人与官方及当地官僚相互勾结，便到中国将少女运来槟城、新加坡及马来亚各地操迎送丑业。
在槟城出版的《槟城新报》于1896年有如下的报导：“中国海禁打开，耻徒往往拐诱良家妇女带到海外，充当佣妓，广东此风最盛。”
根据历史资料分析，华人南下分成两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发生在清朝的年代；尤其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及后又因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造成农村破产，人口流离失所，也就促成更多的华工一批又一批地下南洋。即使其中不乏是“卖猪仔”的华工，也都夹在其中运来槟城、新加坡和马六甲等地。
在短短的数十年间（1840-1912）已有两百万华工来到东南亚，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和印尼等地。
1912年是辛亥革命成功后的民国元年，宣布废止卖猪仔（契约华工）。但延至1916年才被执行。不过在这之后，是否还有人签下契约劳工来东南亚？也已经无记录可查了。
第二阶段的移民新高潮始于军阀林立时期。虽然蒋介石在1926年北伐，打败北洋政府，但没有成功清除军阀割据的局面，也就再次发生了大量华人的外移潮流。
仅仅在1922年至1939年的17年间，从广州及厦门等港口下南洋的就不下500万人之多。
女性就业机会激增
学者范若兰在其著作《马来西亚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中作过下列的分析（清末及民初时代）：
1）1871年新加坡人口普查表明职业妇女约为5千名，分别在各行各业就业；但有1,653名女性的职业未有分类，主要是从事妓女业。
2）1868年统计，新加坡有349间妓院，而官方数字显示妓女有2061名，其中华人妓女1,644人，占妓女总数的79.8%。
3）1906年，马来联邦共有3,647位妓女，其中华人有2,323人，占妓女总数的63.7%；而华人妓女几乎来自香港和广州。
4）1907年也是个转捩点，虽然早前已有就业妇女在各行各业工作，但操苦力职工的十分罕见。由于锡矿市场叫好，而马来亚的锡产量又占世界一半以上，就需要许多女工在矿场工作。政府也发出准证给淘锡米的妇女。
在1907年及1908年，共发出8,278张准证。
1915年，发出5,859张准证。
1920年，发出超过倍数的12,867张准证。
这就是说，短短几年间，已有超过万人成为琉瑯女（淘锡米，马来文称为Du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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