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血泪史】“南京条约”推波助澜 猪仔馆逼签华工契约

作者:拿督谢诗坚

因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英国不但在澳门、香港、广州、汕头及泉州等港口设立“卖猪仔市场”外,也在新加坡和槟城设立“供应站”。为表明“猪仔”是自愿出国的,新加坡成了中枢者,凡出国者来到新加坡时必须再通关,以除后患。

除了通过“劳工契约”出国外(因举目无亲,两手空空,不被卖又如何出国?),又有另一种是当事人已有南洋落脚之地,就不必将自己买给中介人,而是以“自由身”付款来到所指定的地方。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近代中国的大门,这也是中国人大规模漂洋过海的开始。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近代中国的大门,这也是中国人大规模漂洋过海的开始。

例如我的父亲谢湖添在年轻时也飘洋过海来到槟城(1938年)(此时已废止卖猪仔契约)。因此他们三人(另外两位是同乡)只得自己找工作。我的父亲因为在家乡懂得草药和中医学,得以在余仁生谋得一份工作。但这种晒药材和烘药材的工作工资少,加上1941年杪日蝗军入侵槟城,我们举家搬到高渊避难,父亲只好靠种树薯过日子。

直到日本投降后,父亲才回到老本行。可是已不能回到余仁生,只好到江沙求其朋友(也是姓谢)帮他找一份工作。这位经营药店的友人也有胶园和土地,生活过得不错。他在巴力这个小地方为父亲谋一份差事。老板出资开药店(半边店面),父亲“坐堂”当中医和卖药。真没想到这么一晃就是30多年,直到父亲退休返槟颐养天年时,因体弱多病,在两三年后,于1982年与世长辞。

“卖猪仔”一词的来源,甚少有人考证。有一种说法就是长达数月甚至过半年的大海航程中,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碗,而是一个硕大的木兜或是铁锅,众人围蹲而吃,形同喂猪。主人熬什么端出什么,猪仔们就吃什么。
“卖猪仔”一词的来源,甚少有人考证。有一种说法就是长达数月甚至过半年的大海航程中,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碗,而是一个硕大的木兜或是铁锅,众人围蹲而吃,形同喂猪。主人熬什么端出什么,猪仔们就吃什么。

虽然我父亲不是被卖猪仔的,但他们南来时也是两袖清风,什么都没有,只是勤勤劳劳地操劳一生。但为求“神明”指示,父亲等三人来到海珠屿大伯公庙求签,希望能时来运转。结果三人际遇各有不同。与我父亲一同来槟的友人因开锡矿发财了,而另一位友人比我的父亲还不如意,只得为人做账,工资微薄也养不了家。一家人在六条路租住在狭小的房间里。父亲也是泥菩萨过江,帮不了他。

签署合约以表自愿

尽管鸦片战争前已有西方列强按其殖民地的需求,从中国引进廉价劳工,例如在1625-1627年间,来到吧城的华人有4,280名,后来有2,854人留在吧城。在这之前,占领马六甲的葡萄牙军人为解决劳工的短缺,也向中国强迫劳工输入(葡萄牙在1623年占有澳门)。及后荷兰统治者为招华工南来,采取比较“斯文”的手段。但无论如何,这些通过中介人安排的移民华工就得签署合约,以示是自愿到海外谋生,而不是受压迫的。

由于西方殖民者在全球范围跑马圈地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是买卖猪仔的高峰。
由于西方殖民者在全球范围跑马圈地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是买卖猪仔的高峰。

根据史料现实,我们可以断定华工大规模的南移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这就是为什么东南亚的华工南迁是在1840年后才大规模的进入马来亚、新加坡和婆罗洲等地。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暴露了封建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中,岌岌可危。英国及其他国家正亟需劳工供应,一个所谓“华工契约”便形成了。凡是出国者绝大部分只得委身中介人抽取佣金扣除船费和膳食费。此外还要另付给相关官员“咖啡钱”。一算下来,也等于这些“猪仔”得白干一年无工资的苦力工。

在清廷与英国签署的《南京条约》(1842年)时,除了同意将香港割让予英国外,也允许英方的中介人在澳门、香港、广州、厦门、宁波和上海设立“猪仔馆”,让有意出国打工的人到“猪仔馆”签署“契约华工”。

就这样,这个制度从1840年前后已被采用,直到1912年(真正是在1916年)才停止使用。因为这一年孙中山已推翻了满清政权,改用中华民国年号,包括废除不合理的契约。

除了“猪仔”还有“猪花”

根据《中华血脉》作者统计,在1840年之前,下南洋(东南亚)的华人已有150万之众,这些人包括转到美洲和其他国家的苦力。单单在槟城的人口在1833年时,华人只有1万余人;但在1840年后,华人人口才激增起来。例如在1851年时,槟城又增至2万余名华人。这说明了华工是甚受欢迎的。据不证实的统计,在1860年左右,已有200万华工在东南亚地区落脚。

签订契约后的华工就会像猪仔一样被贩卖掉,一去不回,所以他们又被称为猪仔华工。
签订契约后的华工就会像猪仔一样被贩卖掉,一去不回,所以他们又被称为猪仔华工。

来到1922-1939年的17年内,从广东、厦门及香港输出的华工就超过500万名。

槟城作为英国第一个占领马来亚的地方也成了猪仔买卖的集散地。他们这批劳工被排列在旧观仔角的长堤上,供“雇主”挑选而带回家。

另外还有一种不是“卖猪仔”的契约,而是“猪花”契约。这些来自中国女子被贩卖到马来亚各地卖淫。因此槟城曾出现过“妓女街”,印证了娼妓业一度十分猖獗。但因为男工多过女性,比例是8:2,因此当局放宽妇女的进口,一小部分在此与华工成家立业,不再思念回家的梦。

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在今天留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多是鸦片战争后带来的后代,其中有悲剧人物,也有一段莫名其妙的人生坎坷路。真正幸福的家庭只有一个,不幸的家庭有千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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