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持续时间最长的节日，民间俗称“过年”。每年过年，家家户户欢聚一堂，吃年夜饭、守岁，迎接新年到来。
与现今一样，大家争着回家过年，便是古代“春运”的源头。据考证，周代出现了现代春节的雏形，古代“春运”也应运而生。然而，受自然、政策，特别是封建时代“父母在，不远游”等礼俗因素的限制，古时候人口流动的数量并不大，距离也不太远。与今天不同，古代春运的主体并非“外出务工人员”，而是公务人士和商人。
在古代，由于路途遥远、交通条件所限，许多人无法回家过年。即便到了交通相对发达的隋唐时期，“回家难”现象也相当普遍。
隋代诗人薛道衡的《人日思归》有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薛道衡是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从北方来到南方，没能及时赶回去与家人团聚，看着南方欢快的节日气氛，自己却独在异乡，所以诗中流露出他心中无限的惆怅和思乡之情。这从侧面说明了古代春运“回家难”的现象。到了唐代，诗人王湾更是留下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千古名句。
为了解决薛道衡、王湾这类“人在旅途”者回家过年的难题，古代官府也尽量不在过年时安排公务人员外出。而外出谋生者、经商人士，则会早早动身起程上路，避免延误了回家的时间。
秦代“高铁”——硬木轨路
在殷商时代，中国古人便十分重视道路交通的建设，在安阳殷墟考古中就发现了大量车马坑。到了秦代，中国的陆路交通水平突飞猛进，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公路网，这给“春运”提供了便捷。
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是秦国的国道，从记载来看，驰道并不输于现代高速公路。折算一下，驰道宽达69米。不只路宽，路旁边还栽植松树，注意绿化降噪，这在当时算是世界第一。
有人认为驰道是皇帝专用，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驰道是“天子道”不错，但“道若今之中道”，也就是说，驰道是多功能的，中央部分（3丈宽）才是速度较快的皇帝专车用道，别的车和人只能走旁边，这与现代全封闭高速公路分出快、慢车道如出一辙。
除了驰道，秦时还有直道、轨路等。这里所说的轨路，便是当时的“高铁”。当然，那时的轨道非铁轨，而是用硬木做的，下垫枕木，除了工程材料不同外，与现代铁路基本没有什么区别，马车行驶在上面，速度非常快。
秦代有“高铁”这一惊人结论是有现代考古依据的，该遗址位于今河南南阳境内。轨路的存在让《史记》中所谓“车同轨”有了新的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秦代修建公路网并非出于民用需要，而是出于军事考虑，但它对民间风俗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古代“大巴”——畜力车
在古代，驱车动力主要是人力和畜力。中国最早的人力车是辇，辇就是轿子的前身，之后又有痴车、独轮车、鸡公车、黄包车、三轮车。而长途运输特别是物流则主要靠畜力车，它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巴”，有马车、驴车、骡车、牛车等，其中马车是古代春运最主要的工具，和现代长途大巴一样重要，至今在北方个别地方仍能看到马车。
畜力车也分好多种：轏（音同栈）车、辎车、安车、辒（音同温）车、轺车、传车、兵（军）车等。轏车是一种轻便车，结构简单，车体材料档次也低；辎车则是大货车，送人时则变成了大客车；安车就比较高级了，是政府官员或“VIP贵宾”乘坐的，相当于现代高级小轿车；辒车是一种卧车，有窗，可调节车内温度，这车子相当于现代豪华房车，是“总统专车”，只有皇帝才能使用，不属古代春运工具，在秦始皇死后成了高级“灵车”……
古代人春运回家，一般能坐轏车就很值得显摆了，大多数人只能靠两条腿或牲畜代步，实现“回家过年”的心愿。
唐代“春运”——全国统一收费
为保证节日运输，中国古代有官办、商办、民营三类交通体系，但不论哪一种都是要收费的。节假日时，客运和物流费用会比平时贵一些，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如在唐代，商业运输便有一个全国统一价，并设有最高和最低限价，连里程速度都有详细的规定。
据《唐六典》所记，在速度和里程方面的标准是这样的：陆路运输，马行每天是70里；步行和驴行是50里；车行是30里。若走水路，货船逆（黄）河，要上行30里；逆（长）江上行40里；其他河逆水上行45里。特殊情况可上报水政部门，酌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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